时间:2013-04-09 12:16:51 来源:不详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在某些正统史家眼中,他是一个“汉奸”,1949年后被列为第四十一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在蒋介石眼中,陶一度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对日和谈的“和平运动”,1938年底随汪等人出走河内,无疑是一个背叛。然1940年初“高陶事件”发生,不仅未受任何处罚,仍受到重庆政府重用,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眼中,陶希圣、高宗武一夜之间脱离其组织,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其内部大乱,周佛海在日记中恨之甚切:“……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而在一些学者眼中,如顾颉刚等,陶希圣则是中国社会史派始祖、大师级人物。

我取出文稿翻阅。内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高宗武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协助黄郛在华北与日本人谈判起,及至在南京与日本外交界周旋,奉蒋命驻香港刺探日本情报,私访东京,与汪在河内会合,曾仲鸣被刺,与汪同赴上海,东京之旅,上海谈判,偷拍密约照片,至潜逃香港揭露密约……等等过程,叙述甚为详细。当我读到第五章,1939年底高和先父密商逃出上海的情节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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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还有一个题外话,《高宗武回忆录》多次提及夫人沈惟瑜女士,并说与沈女士在上海成婚,汪精卫是他们的证婚人。后来,我却意外得知,沈女士与高宗武并非结发夫妻,高的第一位妻子叫郑淑英,同为浙江乐清高桥村人。郑淑英小学文化,在当时乡下,读过书的女孩子,可谓凤毛麟角。高与郑出一子,当年离婚后,郑一气之下,不要这个儿子,将其送到上海。但自1956年这个儿子认母之后,母子关系一直不错。郑淑英晚年病重,其子从北京飞回,郑淑英是在儿子的怀抱中平静离世的。说起来,十分感人。我有一张郑淑英晚年的照片,是知情者读到我写高宗武的文章之后发给我的。

注意: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

范泓:高的回忆录在当时未能出版,或许与时局变化有关。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是不是美国出版商对高的回忆录已失去了最初的兴致,他们更想关注的是战后世界格局[注:
所谓世界格局是指在国际舞台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的调整,以及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此时需要的是心灵的抚慰与复苏?

预定: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

陶恒生:这是从大的方面所作的一种推断,我个人认为基本成立。应当说,高本人当时十分想出版这本回忆录。从萨斯伯里档案中发现的那些英文书信来看,大都是1944年高本人写给美国各大出版社的副本,其中也有他与萨斯伯里之间的来往信件。从这些信件统计,他们两人接触过的出版社有六家之多,可惜都没成功。至此,我才理解为何萨斯伯里手中只有一份高宗武英文手稿副本,正本不知在何处。后来,我从高在美国的孙子高昕那里知悉,正本甚至中文手稿,目前就在他的手中。据高昕本人说,中文稿比英文稿要详细,我没有读到过,因此无法比较。但就这件事来说,我相信差别不会太太,无非是细节与观点,可能更加详细一点。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文丛”已出版了中文稿《日本真相》,我远在美国,迄今未看到。

陶先生摘抄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8日至1940年2月17日,也就是从“卢沟桥事件”

范泓:相隔几十年,《高宗武回忆录》和《潮流与点滴》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您是怎样看待这两本书的?其史料价值究竟有多大?陶书附录您母亲陶万冰如女士的回忆录《逃难与思归》,好像在海峡两岸是第一次公开?

高宗武当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通……,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不久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其从政生涯提前画上句号。

范泓:《高宗武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对进一步厘清当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WWw.lsQN.cn唐德刚早年在华盛顿与高宗武“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最终亦未能从高氏嘴中打探到“高陶事件”的细枝末节。事实上,高宗武早已写好了这本回忆录,您是怎样知道的?

2007年7月至9月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三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摘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高宗武、陶希圣的内容片断。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旧金山,以其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内地出版。着名史学家唐德刚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不过,陶先生当年写
“高陶事件”,尚无法见到蒋介石日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尤其是当年蒋对待汪等人发起“和平运动”的真实态度,大都引征其他史料,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范泓:“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先生盱衡时局,纵观现实,提出“苦撑待变”,甚至说过“战难、和亦不易”这样的话,汪精卫等人却希望把“和谈”与“投降”分开,至少他们也知道如果与日本人“和谈”不成,必然会留下千古罪名。在当时情形下,除了全面抗日,就没有一点“和谈”的可能性吗?

实际上,中国人反日情绪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以来,可说愈演愈烈;加上1927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及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等,更成燎原之势。“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跨入了妄图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新阶段”。

陶恒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着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只是当年陶先生为厘清“高陶事件”真相,尚不知高氏有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所谓“孤证不立”,这也是陶先生之所以决定要翻译高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卢沟桥事变:祈和平而不求苟安,应战而不求战

7月4日,我和郭岱君在电话中敲定8日在胡佛研究所见面。郭女士很热心,亲自带我去档案馆办理手续,并吩咐管理员把已预定保留的萨斯伯里档案装在推车上推了出来。萨斯伯里档案共有四匣:第一匣:高宗武的书信;第二匣:高宗武手稿: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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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第三匣:萨斯伯里的日记;第四匣:萨斯伯里的书信和文件。高宗武手稿,是英文打字副本即复写纸下的一页,写于1940年,完稿于1944年,共254页。尘封六十一年之久,白色打字纸的纸质和字迹均甚完好。

爆发,抗战甫始,到两年多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这段时间。从其内容看,涉及高、陶二人似不甚多,但对蒋在抗战初期顺应民心与时势、下决心抗倭的内心世界则多有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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