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着。作者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于191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增订、修改,于 1919
年2月由上海 商 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定名为《 中国哲学史大纲
》。全书共分12篇。第1篇《导言》,第 2
篇~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 12
篇古代哲学之终局 ,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以资产阶级
实用主义的观点考 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 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 。 《
中国哲学史大纲
》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原题《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曾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作为导读收入《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转载。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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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份《大纲》是由1554张小纸条所组成的,是胡适1944年底到1945年在哈佛的开课大纲,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尝试,但是接着便被早先开始的《水经注》问题盖过去了,没能完成。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大的不同。

这份《大纲》反映了胡适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若干观点的转变。这里先谈第一点。我在《汉学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胡适事实上有一个阶段很受傅斯年(1896-1950)的影响。1944年底到1945年,胡适在哈佛大学演讲,已经强调他所讲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了。事实上,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一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胡适后来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哲学史家,而希望被称为思想史家。

“哲学”原来是一个从西方来的词,日本也是从西方学来的。狭间直树有一篇论文,就是追索日本如何从欧洲学得到“哲学”这个概念。“哲学”到中国来跟王国维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其实近代的心理学、哲学、美学,这几种学问跟王国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王国维全集》中翻译的部分可以看到,王国维译过不少西方的人文著作。他写过四五篇与哲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是在说明,哲学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很陌生,但是个好东西。尤其在跟张之洞讨论到学制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哲学是好事情,不要看它好像没有用,可它是一个重要的学科。

蔡元培(1848-1940)对哲学兴趣深厚,他根据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写过一本《哲学总论》,早年还译过《哲学要领》《伦理学原理》。他翻译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后来还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批语最多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蔡元培所译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早期对引进哲学是非常用力的,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事实上,在胡适之前有两本书,一本是北大的讲义,即陈黻宸(字介石,1859-1917)的《中国哲学史》,另外一本是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是同盟会的会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很多地方显然是针对谢无量。谢无量讲哲学,就是从伏羲、神农开始讲起,一路讲下来,胡适认为里面有很多过时的、过度信古的东西。其实谢无量所做的也是受日本影响、受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影响的哲学史,但是他不具有胡适那样怀疑批判的角度。

胡适这本书原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重印的时候,才改成《中国古代哲学史》。事实上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他已经放弃哲学史的想法,改写思想史了,所以“下卷”他不要了,就变成《中国古代哲学史》。所以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从哲学史转到思想史——后来甚至不太愿意人家称他为“哲学家”。这个转向因为涉及文字的部分,多是在私人书信、日记、未发表的演讲稿中,故有些隐晦,不那样引起注意。

1922年,当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四年后,哥大邀请他去当访问教授,他考虑到要写《哲学史》中、下卷而不去。可见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投入哲学史的工作。到了1925年,他还出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可是从1920年代末,可以感觉到胡适对于“哲学”的态度有了一个变化。傅斯年在1926年8月写给胡适一封长信,这封长信大概是因为字迹太草,所以没有被收进《胡适来往书信选》,可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面有。傅斯年对胡适说,你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著作。一方面哲学史的著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本身就是错的。傅斯年并说陈寅恪(1890-1969)的看法与他是一致的,因为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凡要用这些去讲,于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

傅斯年又对胡适说道:“我刚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一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这代表当时知识界有一种慢慢要疏远“哲学”的倾向。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胡适在1926年给他回信,完全同意他。信收藏在史语所的档案里,现在出版了。胡适当时人在巴黎,他说:“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却也有点相像。一、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我却重在下半句。……二、捆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

可能受了这一影响,1927年5月胡适访欧回来以后,把他关于中古哲学文雅的标题定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慢慢地就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史,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思想史”了。1929年他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里面说了一些比较决绝的话。这份演讲稿并未发表,一直收藏在家人手上,直到编纂《胡适全集》时才收入。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最早乱谈性善性恶的孟子、荀子既可算作哲学家?”,“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成为悬案”,“凡科学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应抛弃”。所以他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说,“故哲学家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若不如此,但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他不用哲学史,而用思想史,因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

关于胡适这个重大的转变,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略为讨论过。除了傅斯年个人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用朱执信(1885-1920)的话说:这是个“不去欧洲留学,真没有发言的余地”的时代。所以西方思想界的最新动向,往往立刻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在1930年代前后的西方,的确常见到对传统哲学的诘疑甚至于“取消”之说。胡适所熟悉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固然主张“哲学之重建”,欧陆也正逢维也纳学派开始集结崭露头角。像《剑桥哲学史1870—1945》中的“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一文中便描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和逻辑实证论兴起时,带来了哲学是形上学以及“哲学的结束”这样的观念。不过像胡适这样,认为科学足以完全取代哲学的说法仍然显得极端。杜威认为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一种实验性质的认知方法;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以逻辑以及语意学的形式,可以继续发挥语言或概念分析的功能。换言之,西方的说法大体上放弃了传统哲学“认识终极真理”的信念,但是仍然给哲学保留一种很谦卑的位置。由于西方最新的发展,往往就是“真理”之所在。所以胡适不能不敏感察觉到欧洲当时实证主义、逻辑实证论大军压境般的氛围。

胡适的《哲学的将来》一文没有正式发表过,在他同一天的日记里,他把这个演讲的内容录进去了。其中就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等等。1929年他废弃《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写《中古思想史长编》。商务印书馆在1931年将《中国哲学史大纲》收入《万有文库》的时候,胡适已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并计划将来再重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都是重要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胡适在1930年代,曾经提倡要取消哲学系,取消哲学,宣扬哲学破产。钱穆(1895-1990)的《师友杂忆》里有提到说,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而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居然提倡要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是很震动的事情。胡适教西洋哲学史很多年了,他的日记里有记载,今天上笛卡尔、上霍布斯,上了很多年,可是此时却主张应该取消哲学系。1934—1938年就读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1916-2009)晚年接受访问时便有这两段回忆,他说:“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当然不能因此说胡适从此便与“哲学”分道扬镳,或他即不再提到“哲学”。但是,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用“思想史”的角度与用“哲学史”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胡适说用“思想史”则可以写每一个时代,包括道士、佛教,包括他所最鄙夷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所以在《清代思想史》遗稿里,他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编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

我觉得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变化,也代表他整个学术观点的一个变化,此后他近史学、汉学而轻哲学、理论。他宣称,我不是哲学史家,我是个思想史家。有一段时间他在帮人写字时,喜欢写朱熹(1130-1200)的“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其实指的都是史学性的工作,而不是哲学性的工作。在他没有发表的一个《中国哲学小史》的引论里,他强调以历史治哲学之企图:“我因为不满意于这种没有历史系统的哲学概论,所以想做一部含有历史性质的哲学概论,所以我这部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哲学概论是否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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